清代举人群体，尴尬之极。
县令之位遥不可及，投身教育事业又觉才华受限，其余官职亦未能引起我的兴趣。
这些人居于进士与一般读书人之间，既攀不上高峰，又难以下沉，心中满是郁郁不得志。
001
不妨先探讨一番举人一职的考取难度。在大清朝自1644年至1911年的二百六十七年历史中，总计诞生了2.7万名进士，平均每年仅有一百余人。
举人的数量虽然相对较多，大约有十五万人之众，然而若将这一数字平均分配至每年的录取名额，实则不过五六百人而已。
以江苏与安徽两省为例，这两地文化底蕴深厚，每年乡试中，江苏录取名额为65人，安徽则为49人，总计不过114个席位。
试想彼时江苏辖有六十余县，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，每县平均仅能产生一位举人。无数学子历经十数载的苦读，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争夺这唯一的名额。
能脱颖而出者，皆历经数千乃至数万考生的激烈角逐。考场之上，三昼夜的日夜兼程，吃喝拉撒皆限于号舍之中，其苦楚实难言表。时有考生体力不支，于考场之上晕厥，此类事件在每次科举考试中屡见不鲜。
中了举人，又能如何？
众多举人心知肚明，他们必须继续追求进士之路。会试的竞争更为激烈，录取比例往往仅占百分之三至五。
唯有那些历经五次、十次仍未能中举的人，才会心甘情愿地投身官场。毕竟，举人的功名来之不易，岂能轻易舍弃？
002
清初举人生活尚可。
在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年期间，朝廷屡遭战事，致力于平定叛乱，各地州府方才完成统一。在此过程中，官员伤亡惨重，遗留下诸多职位空缺。
彼时，朝廷亟需贤能之士以治理各地，举人固然有望入仕，甚至秀才亦有机会跻身官场。起步之高，七品知县已然成为最低保障。
有幸得偿所愿的举子，初涉仕途即可担任从五品的州牧，乃至正四品的郡守。例如，福建巡抚李率泰便曾一气呵成，推荐三十余名举子担任知县、知州之职。
然而，这美好的时光并未持续太久。自顺治十八年开科取士以来，每三年便举行一次会试，进士的数目犹如滚雪球般日益膨胀。
在康熙九年，会试共录取了四百名士子；而到了康熙十八年，录取人数降至三百二十八名。及至康熙中期，秀才们几乎丧失了步入仕途的机遇。
如今，举人若欲步入官场，亦感力不从心。尽管朝廷尚为举人保留些许余地，可供选择的官职却寥寥无几。
每逢吏部举行大挑，便从众多举人之中选拔出数十名，授予知县之职，而其余的人则只能投身于教职。至雍正年间，即便是教职的席位也开始变得稀缺。
乾隆年间，举人出路变窄。
朝廷设立了“大挑”选拔制度，规定每六年举办一次。
更令人沮丧的是，您需历经五次会试均未能金榜题名，换言之，需耗时十五载光阴，方可具备资格参加大挑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
二十岁的青年学子，若能一举中举，须待至三十五岁才有资格参与大挑。与此同时，众多同期的举子仍致力于追求进士之衔，他们尚不具备参与大挑的资格。
于是，能够通过大挑从而踏入仕途的举人，每次不过寥寥数十人而已。
003
我们不妨再审视一番举人能够选拔何种官职。依据雍正七年所颁布的条例，朝廷将官员的出身划分为八个等级。
由高至低，依次为进士、举人、贡生、荫生、监生、生员、官学生以及吏。此序列并非随意编排，实则关乎个人仕途的晋升上限。
位列举人榜次席，与士子们同被誉为科甲出身，颇具声望。
可实际情况呢？
朝廷之中，知县之职全国仅有千三百余席，知府之位则不过百八十余处。此等官职，首先须由进士出身者方能胜任。
更为棘手的是，满族、蒙古族以及汉军旗人享有入仕的特权。依据八旗制度，他们得以通过翻译科举、笔帖式等独特的途径步入仕途。
这些人或许文化素养有限，但他们的先辈曾与帝王并肩驰骋沙场，因而享有世代传承的特权。
自康熙年间中晚期起，旗籍人士便占据了众多官职。特别是在京师及直隶一带，优质官职几乎悉数落入旗人手中。
汉人举人所能获得的份额，主要限于偏远地区的知县职位，亦或府州县的教育官职。
举人所能担任的官职，大致仅限于知县及教职两个方向。若你意欲前往京城，亦有机会担任从七品的中书，于内阁中从事抄录书写之工作。
然而，此类职业并无长远发展，报酬亦属偏低，年薪不过区区四十五两，相较之下，即便在家中教授学问，所得亦更为丰厚。
至于州判、州同、县丞、主簿以及巡检等地方辅助官员，根据乾隆朝的严苛律令，绝不允许举人担任此等职位。
州判位居从六品之位，州同官职则为正七品，县丞则是正八品，这些品级均非低微。
为何不授举人？
归根结底，问题在于出身。这些佐杂官职，专为贡生、监生、荫生设立。贡生系从生员中选拔而出，监生则是通过出资捐得，而荫生则仰赖先祖的恩泽。
此类人士出身略逊于举人，因此他们只能担任辅助性的官职。
然而，亦有一群佐杂官员，源自于通过选拔跻身吏职的群体。他们在衙署中辛勤耕耘逾十年，凭借累积的资历逐步攀升，最终仅能担任县丞、主簿等低级官职。
自明朝伊始，便形成了一项传统，即科举及第的进士与举人，断不会屈就于佐杂官职。
004
在清代官场，出身之重要性尤为显著，其严格程度甚至胜过明朝。即便举人身份者无法胜任知县之职，亦宁愿居家赋闲，断然不会屈尊就任那些被人轻视的佐杂官职。
为什么？
若一旦投身于佐杂之职，即便未来有机会晋升，那污点也将永远难以抹去。
即便只是担任一份清贫的教职，亦胜过州判、县丞之位。府学教授位居正七品，而县学教谕则是正八品，其品级与知县、县丞相仿。
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，教师被视为传授知识与培育英才的文人雅士，而佐杂官员则仅被看作是奔走效劳的办事人员。两者之间的声望相差甚远。
讲左宗棠。
此人是晚清平定西北、收复新疆的名臣。
您可曾听闻，他在年轻之时，三次应试均未能高中，最终彻底放弃了科举之路。
道光十二年，左宗棠二十有二，一举高中举人。然而，在随后的十五载岁月中，他三度投身会试，分别于道光十五年、十八年及二十一年，却均未能如愿以偿，屡试不中。
年至三十五岁，左宗棠心生倦怠，遂决意放下科举之路，投身湖南巡抚骆秉章麾下，担任幕僚一职。
凭左宗棠之才干，若仅担任一县之长，实乃大材小用。他通晓水利、军事与财政之道，若升至知府或道员之位，自当能够游刃有余，胜任有余。
症结便在于此，左宗棠既无进士出身，亦不满足大挑之资格。
会试不足五次，少两次。
朝廷断无可能赋予他官职。他对于低级教职不屑一顾，年薪不过区区几十两，相较之下，担任幕僚的收入更为丰厚。
若欲晋升至较高品级的知县，若无进士之荣誉，亦或未经历大挑选拔，实难有所成就。是以，左宗棠只得在巡抚麾下担任幕僚，为其出谋划策。
若身处乾隆年间，左宗棠的一生或许难以跻身仕途。幸而他恰逢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乱，内忧外患之际，正迫切需求能征善战之才。
咸丰十年，左宗棠领命组建楚军，自此踏上征程，挥师沙场。这一举措，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，助他一路攀升至闽浙总督、陕甘总督之位，并荣封一等侯爵。
显而易见，若欲成为官员，往往还需顺应时运。在太平盛世，规矩森严，若无进士之资历，想要晋升高位，实属不易。
唯有在乱世之中，朝廷方能打破常规，广纳贤才，为那些具备真才实学之士提供施展抱负的机遇。
005
自然，若举人决心执意成为知县，亦非全然无途可循。在道光年间，朝廷特开一例，准许举人通过捐纳途径获取官职。
仅需出资一千两至两千两银子，便可捐得候补知县之位，随后前往吏部登记，排队等待分配。
然而，这样的队伍排得颇为漫长，恐怕没有十年八载，轮不到你上台。
为什么？
捐官者众。
在道光、咸丰年间，鉴于军费急需，朝廷广泛出售官职，致使候补知县的名额长队绵延不绝。不少人士虽倾注重资，然等待之期竟长达二十年，却始终未能轮到一官半职。
唯有凭借与封疆大吏的紧密联系，促使他们举荐你的才干，称赞你处理事务之得力，恳请朝廷尽快予以实授，方可插队优先，迅速获得实际官职。
然则细思，督抚、总督此类掌管一方的封疆大吏，非同小可，非寻常之辈所能轻易攀附。
没人脉，怎会有人帮你？
捐官需多少费用？
一千两白银，其价值堪比一位七品知县二十余年的薪俸。
举人家境普通，哪来那么多积蓄？
即便家境富裕，捐得官职亦需等待十数年，在此期间，日常起居、人情交际的费用皆不可少。
细算下来，若无三千至五千两银子，此路实难行通。
实际上，通过捐纳官职成为知县的举人寥寥无几。众多举人更倾向于投身教职，抑或在家乡设馆授业，培育后学，以此生计。
虽束脩微薄，然而一年下来，亦能累积至百两至八十两银子之数，相较担任一名候补知县，自是强出不少。
满族、蒙古族及汉军旗人的举人情形则有所不同。尽管他们的文化素养不及汉族，但在康熙年间，满文科举的录取率高达百分之二十，这一比例远超汉族的百分之五。
毕竟人家享有特权，旗人与举人的地位，几乎等同于汉人中的进士。
依照雍正年间所定之规，若旗籍举子连续三次参与会试均未能及第，即便历时九年，亦将授予其知县之职。
相较于汉人举人所需的十五年，旗人举人的任职年限大为缩短。此外，旗人举人在选择任职地点上也颇多讲究，与汉人举人可以随意挑选的情形大相径庭。
依照大清会典的明文规定，朝廷将福建、湖南、四川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这七个省份划定为远省。这些地域要么地势险峻，道路崎岖，要么瘴气弥漫，疾病肆虐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。相较之下，其他省份则被认定为近省，气候宜人，交通亦较为便利。
在乡试中表现优异的旗人举人，若名列前十，便会被委派至直隶、山东、山西等地邻近省份担任知县。而那些成绩稍逊一筹，位列十名之后的，则需被调往广西、云南等偏远省份。不论地处何方，至少能确保担任知县一职，绝不会沦为教职或杂职之流。
006
在旗人举人中，存在着一个独特类别，即所谓的宗室举人。这类人士，身为爱新觉罗氏的血脉亲族，身负着皇族显赫的血统。根据祖宗遗留下的制度，皇室子嗣不得擅自离开京师担任官职，此乃防范他们在地方结党营私，滋长势力之策。
因此，朝廷明文规定，宗室举人不得担任知县一职，他们只能于京城各部院衙署中担任小京官。诸如宗人府的笔帖式、内阁的中书、六部的主事，均为从七品至正六品的不算显赫的官职。纵然官阶不高，然而地处皇帝龙椅之下，亦属得水楼台先人一步之便。
宗室后裔，若非犯有重大过失，往往能获得更多晋升的机会。他们亦可通过专为宗室子弟设立的科举考试，或是凭借恩荫，获得更为优越的职位。以道光年间的军机大臣穆彰阿为例，他出身宗室，自幼任职京官，终至官至首席军机大臣。
归根结底，清代举人群体面临着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。虽然考取举人并非易事，全国每年仅有五六百个名额，录取率不过百分之一至二，但即便成功跻身举人行列，也并不意味着能够平步青云，还需继续追求进士头衔。然而，进士的录取率更是低至百分之三至五，使得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，都难以跨过这道门槛。
若非进士出身，谋求官职的机会便极为有限。在全国范围内，千余个知县职位，其分配顺序首当其冲者为进士，其次则是旗人，最后方才轮至汉人举人。
挑选岗位时，往往局限于有限的几个选择。若出身平平，缺乏背景，恐怕一生都将难以有所突破。
这一制度看似荒谬，然而在那个时代，它却显得再平常不过。在封建社会，出身、门第与等级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核心，这些源自祖先的传统，无人敢于轻率更改。
一个人的起点往往预示着其终点的位置。即便是才华横溢的举人，若非进士及第，要想成为总督、巡抚这类地方高官，可谓是难上加难。
除非遭遇改朝换代或是内忧外患，朝廷方会破例选拔人才，否则欲打破常规，实比登天还难。
因此，举人这一身份，可谓是处于尴尬之地，既难以攀升至更高的地位，又未能下沉至较低层次。若欲攀登至更高的境界，却无奈进士之路如同巍峨高山，难以逾越；加之会试的录取率，更是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
欲继续前行，却难以启齿投身那些受人轻视的杂役之职，唯恐遭受同僚的嘲讽，或是被乡里人瞧不起。
身处进退维谷的境地，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牢牢锁定，那种滋味，真叫人难受至极。
众多举人历经四十余载，年岁已高，白发苍苍，却仍旧身处白衣之境。
最终，我只能顺应天命，在家中开设私塾，教授孩童，以此勉力维持生计。
这便是清代举人实际所面临的境遇，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实则充满了心酸与无奈。
史实来源：
《清史稿·选举志》中载明，清代举人数目约为十五万之众，而进士名额则约为二万七千之数；江苏与安徽两省在乡试中的定额分别设定为六十五名及四十九名。
《大清会典》明文规定，满、蒙、汉三族军籍举人若在三次会试中未能中举，将授予知县一职。此规定适用于远至福建、湖南、四川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等七省之地。
《清代职官年表》中明确记载，在清代官员的出身等级中，举人位居第二等；而佐杂官员则通常不具备科举及第的出身背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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